搜索

学术观点夏天:比较翻译学:疆域拓展与范式转变

gecimao 发表于 2019-05-09 03:47 | 查看: | 回复:

  比较翻译研究发展至今, 其研究对象与范畴、研究范式与方法等已发生诸多变化:经历了从微观语言文本比较到作为社会—历史语境一部分的不同时空翻译活动的比较和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到历史主义研究范式的发展。针对比较翻译研究呈现的内容分散繁杂、范式多学科交叉以及概念模糊多变的状况, 本文提出建立广义比较翻译学, 以规范比较翻译研究:将狭义的文本比较、翻译理论与思想比较与宏观的翻译活动描写、实证主义范式与宏观历史主义范式结合, 并且在比较研究中关注评判的价值体系, 设立一定的比较标准, 使翻译比较研究对翻译学科发展发挥和体现应有的作用和价值。

  学习文献:夏天.比较翻译学:疆域拓展与范式转变[J].中国外语,2018(4):85-90.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历经数年论争, 翻译学已经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 而翻译学科的发展与建构还处于日臻明晰与完善中, 其中一项任务, 就是对已经获得的大量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考察与分类, 并进行科学的规划与统筹, 让该学科更为有效地发挥与体现其应有的价值。在纷繁芜杂的相关研究成果中, 翻译比较或者比较翻译研究, 是由来已久且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在中国知网 (CNKI, 上以主题搜寻“比较与翻译”, 从1979年至今相关成果有2 729条之多。国内对比较翻译的关注始于20世纪70年代, 1979年陆炳甫翻译了哈利迪 (现译韩礼德) (M.A.K.Halliday) 、麦金托什 (A.Mc Intosh) 、斯特雷温斯 (P.Strevens) 合著的The Linguistic Science and Language Teaching (《语言科学与语言教学》) 一书中的第1章与第5章, 其译文发表在《语言学动态》 (1979年第5、6期) , 以《比较和翻译 (上/下) 》为标题, 当时比较翻译研究还处于语言比较研究的分支之下, 仅仅关注英汉对比与翻译教学中具体语言问题。

  1996年, 姜治文、文军发表论文《建立比较翻译学的几点构想》, 首次提出建立“比较翻译学”;1998年, 李怡荫、唐秀梅发表论文《〈比较翻译学〉构想》。这两篇论文提出的“比较翻译学”仍然属于狭义的比较翻译, 之所以冠以“学”字, 是因为作者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学科规划, 其中包括学科建立的目的动机、方法论、内容等, 其学科意识明显且内容系统完备, 不过仍然没有跳脱文本的语言风格、译本质量的比较。

  最早出现的超越语言与文本范畴的比较翻译研究, 是以中西翻译思想和理论为比较对象, 相关论文成果有《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 (谭载喜, 1998) 、《中西翻译理论的比较》 (吴义诚, 1998) 、《中西译论的相似性》 (谭载喜, 1999) 、《中西译论的相异性》 (谭载喜, 2000) 和刘宓庆 (2005) 的专著《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

  近年的案例研究中, 出现了将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活动进行全面和动态比较的新趋势, 但是这类比较翻译研究内容更多受到历史学界和文学界的关注, 未被正式纳入比较翻译学的范畴。例如《中国佛经与英国〈圣经〉翻译的比较》 (刘为洁, 2009) 对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的翻译手法与翻译组织形式进行了比较,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英译史对比研究》 (杨芳, 2012) 比较了中国和日本文学著作向西方国家传播的时间、路径、译者、翻译手段等方面存在的相似和差别之处。

  更为宏观的翻译活动比较研究, 出现在其他学科著作中, 从文化、外交或历史角度, 比较中外翻译活动。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将翻译置于宏大历史叙事之中, 从而更为清晰地显示翻译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也是传统比较翻译学没有涵盖的领域。如《18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 (严建强, 2002) , 比较了英、法、德三国对中国文化的利用, 涉及3个欧洲国家对中国作品翻译的异同。又如《西学东渐: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 (渡边与五郎等, 2008) , 该书第4章从政府态度和主张、“锁国”方式、引进的单项与整体、译书方法等几个方面专门探讨了中日两国引进西方科技文献的不同点。

  近10年翻译研究界不乏将比较翻译学作为学科进行系统与整体规划的论著, 绝大多数著述仍然是以翻译理论与思想为研究比较对象。谭载喜于2005年出版的专著《翻译学》的第8章“翻译学的分支学科:比较译学”专门论述了比较译学的目的、任务范围、研究方法等;之后有2007年张梦井的专著《比较翻译概论》, 将比较翻译研究扩展到文化、文体、思维领域, 系统阐述了比较翻译的意义、原理、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2013年曾文雄的专著《哲学维度的中西翻译学比较研究》关注焦点是比较翻译学, 其中也有专门章节讨论比较翻译学, 包括比较翻译学框架、比较翻译学的比较范围、中西翻译学的哲学思想比较内涵、中西翻译学比较的本体、翻译哲学视角下的中西翻译学比较维度等。

  综上所述, 翻译比较研究内容丰富但芜杂分散, 学科交叉却概念模糊多变, 虽然跳脱出文本与语言范畴, 研究仍多集中于中西理论与思想、中西翻译学的比较, 对翻译作为历史与文化活动的比较研究还只限于零散个案, 又并未正式纳入比较翻译学的范围之内。倘要真正实现比较研究的价值, 使其成为翻译大学科之下一门系统学科, 则需要建立学科体系, 纳入已有翻译比较研究, 梳理出研究内容以设定研究范围, 结合比较研究方法以制定科学的研究方法, 提供统供选择的几种研究范式以及一致的研究目标。

  20世纪70年代开始, 翻译学已经逐渐超越语言转换层面, 时至今日早已完成文化转向, 并与社会历史语境结合, 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 比较翻译研究也自然不能再囿于语言比较和译本比较以及单纯的译论与翻译思想比较。具体来说, 研究将翻译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 从静态比较向动态比较过渡, 从翻译结果 (译本) 比较向翻译过程比较过渡, 从孤立的翻译行为比较向宏大历史叙事中的翻译行为比较过渡。比较可以包括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 例如译者、赞助人、源语/译入语文化语境甚至读者和译评, 还可以包括与翻译相关的方方面面, 如翻译教学、译员培训、翻译政策、机器翻译发展等等。比较的对象可以是横向的国别比较, 如《西学东渐: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 (渡边与五郎等, 2008) , 也可以是纵向的历史比较, 如《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近代文学翻译比较研究》 (骆贤凤, 2006) 。

  这里可以利用霍尔姆斯 (James Holmes) 提出的翻译学内容框架作为参考, 为比较翻译研究制定更为系统与全面的内容。图里 (Toury, 2001:15) 将霍尔姆斯翻译研究图呈现如图1, 笔者试将比较翻译研究内容草图绘制如图2:

  比较翻译研究可以在图2中任何一个环节展开。例如《中西翻译理论的比较》 (吴义诚, 1998) 就是“纯粹”翻译比较之下的翻译总论比较。作者指出:“中译论”较模糊, 重悟性, 体现了较强的人文主义精神;“西译论”较明晰, 重理性, 体现了较强的科学主义精神 (吴义诚, 1998:47) 。对于专门理论的比较研究目前还稍显薄弱, 因此前景广大。而专门理论研究必须要经由描写翻译学抽象归纳而来, 因此描写比较翻译研究尤为重要, 也是比较研究中的重点, 翻译学界目前这一部分研究在很大程度还是限于微观语言比较与单纯文本比较, 对译本影响与接受比较的研究尤显薄弱, 学者应当扩大翻译描述比较研究的社会历史语境, 增加国别比较研究。

  应用翻译比较研究前景更为广阔, 不同地区与国家之间的译员培训比较、翻译辅助工具应用、发展比较、翻译批评的比较, 甚至翻译政策的比较研究, 都是目前需要填补的空白, 而这些研究又具有强大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翻译比较研究难点应该是以过程为导向的描述比较研究, 当然“过程”不仅是指译者翻译时的大脑心理活动, 更是指将翻译作为一个完整的在社会历史语境中所进行的活动。其中翻译史比较研究最具挑战, 要做好比较研究, 需要对比较双方的历史进程, 有同等深度的认识和学术根底, 又需要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有深思熟虑的修养 (吴承明, 1998:78) 。

  比较研究法指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 按照一定的规则, 把彼此有某种内在联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加以类比, 依据认识和研究目的的需要, 确定其相似与相异之点, 找出产生其相似与相异的原因。它是把握事物的特征、本质及其规律性的思维过程和科学研究方法 (马国泉等, 1992:5) 。描述-解释是比较研究中常用的方法, 而探讨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则是目前比较新的研究方法。随着比较研究的发展, 比较研究的具体方法、手段和技术也在改进和增加。现在有历史比较法、影响研究法、综合交叉比较法、平行比较法等比较研究法, 现代科学技术也已成为比较研究的重要手段, 可用于实证比较研究。

  早期的比较翻译研究多是微观的语言比较和文本比较, 方法多为描述与实证, 包括现在的基于语料库的译本比较研究, 都属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 如《历史视阈下的译者风格研究——语料库辅助下的〈聊斋志异〉英译本调查》 (卢静, 2014:20-31) 利用语料库研究工具比较分析两个主要历时英译的译者风格特点。但作者在文章最后提出“语料库翻译学在未来的理论构建中应将历史主义 (historicism) 纳入视野 (卢静, 2014:30) ”, 这是一种将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与历史主义研究范式结合的新思路。

  翻译比较研究的历史主义研究范式是运用宏观语境下的描写与解释方法。翻译不再是真空中的语言转换, 将不同历史时期、地域、国家、领域的翻译活动作为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历史传统等语境的一部分进行比较, 强调翻译活动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或者通过比较借鉴经验以使得翻译能够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比较翻译的历史主义研究范式, 运用的其实是“深度描写 (thick deion) ”的方法, 该方法源自人类学, 是由著名人类文化学创始人克利福德·吉尔兹 (Geertz, 1973:6-7) 从哲学家吉尔伯特·莱尔 (Gilbert Ryle) 那里借用到人类学日志撰写研究中来的一个术语。将翻译活动置于充分具体的语境当中进行详细的比较描写, 但不仅仅是详细度的问题, 更是透过表象看到内涵, 透过形式看到内容。例如不同时期对同一小说的两个 (或几个) 译本比较, 不仅是单独的文本比较, 更是文本背后充分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比较, 通过对这些语境的深度描写, 结合文本比较, 解释异同的原因。

  但是这种范式也因其单纯的“描述和解释”而受到诟病, 使翻译研究失去规范特征与历史评判价值, 甚至为翻译活动中“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提供了借口和庇护。为了使翻译比较研究不至于在描述的道路上走得过远, 研究也应当考虑翻译活动的比较标准问题, 文化相对主义范式和多元文化研究范式, 则涉及比较研究中评价的价值体系。文化相对主义研究范式强调运用翻译研究比较对象本身所属的文化价值来评价;而多元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倡导在翻译比较研究中关注国际文化交流与国际理解, 甚至包括互为标准比较, 这在翻译比较研究中还是崭新的领域, 而比较历史与比较政治等研究领域都已经展开这类研究:通过互为主体, 得出新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有学者认为, 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至少是公平的比较史学研究方法 (吴承明, 1998:79) 。同样, 比较不同国家、区域、历史时期、领域的翻译活动, 到底是以何种价值体系作为评价标准?这是翻译比较研究中的难点和重点。

  首先, 通过比较研究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翻译活动的本质属性, 厘清翻译活动的概念。比较可以使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 形成更为准确的概念。只有在比较中, 人们才能发现事物的众多属性, 才能在众多的属性中找出本质的属性和非本质的属性, 才能确定属于同类事物的本质属性是什么 (高清海, 1988:64) 。比较研究方法使得我们的描述更准确。在概念形成的过程中, 比较研究方法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因为比较使得我们更加关注案例之间隐藏的异同 (科利尔, 2013:239) 。翻译的概念和定义一直以来争议不断, 从最初的语言转换到后来的文化交流, 从开始的科学属性到后来的艺术属性, 翻译活动的外延不断伸展, 包括越来越多的因素, 最后泛化为一切涉及转换的活动 (包括文字和非文字) , 因此翻译研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到边界模糊, 这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不是有利现象。

  其次, 翻译比较研究可以验证翻译命题, 例如常被翻译研究所运用的“多元系统理论”, 就是在比较研究基础上构建的, 文学系统运作中的三组二元对立的概念:经典 (canonized) 与非经典 (non-canonized) , 中心 (center) 与边缘 (periphery) , 革新 (innovative) 与保守 (conservative) (Even-Zohar, 2000:194) , 都是通过比较形成的。比较有助于归纳和发现新命题以及进行理论构建 (科利尔, 2013:239) 。科利尔 (Collier) 总结了包括比较研究方法在内的三种比较研究方法的利弊, 其中个案研究是翻译研究中很常见的一种研究方法, 个案研究多是印证假设命题, 可能进入循环论证, 因为个案研究通常都是解释性的, 且用来验证或者弱化理论, 即在既有的理论框架之下进行举例说明。而比较研究进行的系统分析, 变量较多, 通过比较更容易凸显事物本质和隐藏的属性, 使用既有的理论框架较难, 因此会偏离解释性, 而偏向归纳性, 甚至构建新的理论。

  翻译比较研究有利于帮助翻译学科巩固跨学科发展与文化转向的成果。人文学科不同于社会科学, 更不同于科学技术, 它的对象具有普遍的价值, 至少是与文化的各方面有关的价值。人文学科的定义本身就不允许其研究进入“单科囚室” (赵毅衡, 1991:16) 。翻译研究更离不开比较的跨学科研究, 从应用语言学之下的译入/译出语言比较, 到文体学之下的不同译本风格比较, 再到比较历史框架下的国别翻译活动比较, 甚至哲学研究领域中的翻译纯理论比较, 比较研究都在践行跨学科方法, 并推动跨学科发展。翻译比较研究从语言比较慢慢扩展到社会—历史语境中的翻译活动比较, 为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地和方向。

  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一度有过度泛化倾向, 即无限制地扩大翻译研究的内容, 却偏离甚至抛弃了翻译研究的根本, 即文本研究, 从真空语言转换研究走向另一个极端。翻译比较研究则针对翻译研究跨语言与跨文化特点, 囊括了从微观语言比较到宏观社会—历史语境比较的内容, 还可以将微观与宏观研究连接起来, 形成具有翻译研究特色的比较研究, 而不是具有其他学科特色的翻译研究。

  “文化自觉”的最终目的是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 翻译比较研究也希望发现中国的翻译活动、翻译模式和方法能够给世界翻译活动贡献一己之力。翻译比较研究, 能够汲取他种文化如何进行文化引进与输出, 以何种态度对待其他文化, 又希望建立何种形象等等。

  王岳川 (2010:88-102) 在《文化战略》一书中从文化战略的角度比较了美国和日本、韩国与中国的文化输出活动, 包括翻译活动, 认为东亚甚至世界的文化战略格局发生了重组, 提出中国在这样的语境当中应当如何制定文化战略进行文化输出、树立文化形象。中国、日本、韩国, 在西方和其他国家虽然都属于地理上的东亚国家, 却有着不尽相同的国家形象, 而翻译在这一变化当中起到怎样的作用?通过比较, 是否能对中国制定对外翻译计划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这是一个有现实意义的比较话题。不仅是文化输出, 在文化输入问题上, 中国与其他国家对待译入问题的态度有哪些异同, 也是一个成果较为丰富的研究领域, 如张中秋《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比较研究》 (2009) 一书中比较了中国和日本对待西方和彼此法律的态度以及输入的选择与方法, 指出法律文化有其政治性和制度化的特点, 因此, 它们的交流必定有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原因 (张中秋, 2009:8) 。此类研究对于中国该如何对待异域文化, 如何规划译入, 如何平衡他者文化与民族文化都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比较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相比, 还没有发挥和体现出比较研究对本学科应有的作用和价值, 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研究应当将狭义的文本比较与实证主义范式及宏观历史主义范式结合, 并且在比较研究中关注评判的价值体系, 设立一定的比较标准, 使得翻译比较研究既不会走进规范研究的死胡同, 也不会在单纯描述与解释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季羡林对比较文学研究提出的警示同样值得比较翻译研究参考:避免比较 (文学) 的“无限可比性”, 要作这样的比较研究, 必须更加刻苦钻研, 更加深入到 (中西文学的) 深层, 分析入微, 联类贯通, 才能发前人未发之覆, 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季羡林, 1991:3-4) 。

  图3 1971年以来比较研究方法的场景:利帕特的图解 (引自, 科利尔, 2013:242)

  参考文献略,欢迎查询知网或者《中国外语》2018年第4期纸质期刊了解详情。

本文链接:http://scmountainwx.net/diwufanshi/324.html
随机为您推荐歌词
推荐文章

联系我们 | 关于我们 | 网友投稿 | 版权声明 | 广告服务 | 站点统计 | 网站地图

版权声明:本站资源均来自互联网,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Copyright @ 2012-2013 织梦猫 版权所有  Powered by Dedecms 5.7
渝ICP备10013703号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