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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耐刚:学术史写作的新范式——《清代〈孟子〉学史大纲》评介

gecimao 发表于 2019-05-09 03:47 | 查看: | 回复:

  年答辩通过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一部专著。书中既有细致的文献分析、数据统计,对于理论问题也有自己的见解——前者最见作者用力,后者亦见作者之功力。该书在全面调查清代《孟子》学、四书学著作及前人对于清代《孟子》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把握清代官方与民间学术思想发展脉络和清代学术环境的前提下,将清代《孟子》学著作的发展分为顺治到乾隆前期(这一时期又可以康熙三十年为界分为两段)、乾隆后期、嘉道时期、咸同至清亡(这一时期又可以光绪二十二年为界分为两段)四大时期六小阶段,在此基础上又把每个阶段的著作分为偏义理类、普通考据类、特种考据类、四书典故类、初学类等小类而以偏义理、偏考据和偏文学三大类统之并加以析述,在整体上分析各类著作的体式源流和共同特征的同时又凸显清代每一时期《孟子》学著作的特点,对于一些重要学者和著作(如黄宗羲、阎若璩、毛奇龄和焦循等人的《孟子》或者四书学著作)也有简要而独到的介绍和述评。书中也涉及到了一些学术史上的重要问题,例如关于考据和义理的重新界定以及明代中后期兴起的考据学对于清代学术的影响及具体机制等等。

  作为一部断代专书学术史,本书与同类著作的最大不同也是笔者更加注意的为其论述架构。同类著作所采用的写作结构通常是具体的举例式的论述方式,即通过对相关领域重要学者和著作展开详细的分析,进而整体总结。例如作者在本书的第一章第二节之二“有关《孟子》和四书的专书学史的研究”中所列举的专著和论文如董洪利先生的《孟子研究》、黄俊杰先生的《孟学思想史论》卷二(此书在大陆出版更名为《中国孟学诠释史论》)、赵庆伟先生的《清代孟学研究》和刘瑾辉先生的《清代〈孟子〉学研究》等均属此类。这样的论述往往是由具体的著作分析入手,而后得出整体的认识,即由具体而整体,由微观而宏观。这主要是由于这些重要的学者或者著作所达到的水平足以代表整个时代在相关领域所达到的高度。这种举例式的写作范式的优点是能够直观而具体的展现论述对象的内容,也能够凸显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

  但是,本书作者认为:“非常具体的细节问题并不是‘清代《孟子》学史大纲’一书的主要任务。倘以一两个具体例子来评价某部著作的内容,难免挂一漏万,以偏概全。何况倘没有将所有的相关论述读遍就直接评价某书中某个具体例子的历史地位,尽管事属难免,但毕竟于逻辑上不够谨严”(页195),因此本书并没有采用常规的由点到面的写作模式,正与其相反,本书是由宏观而微观,由整体而具体,即整体地宏观地叙述清代某一历史时期《孟子》学著作的数量、体式进而具体到某一类,再进一步是各时期重要的学者或者著述。这样一种写作范式的基础是对于清代《孟子》学著作的全面的调查,至少需要查阅清人的书目以及各大图书馆的古籍目录,以确定著作的数量、版本和存佚、典藏状况。因此即使不认同本书观点的学者也必须对作者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佩。

  作者选择这样一种写作范式,反映了作者对于清代《孟子》学著作的两个独特认识。第一,作者努力探求更加接近历史实际的学术史,而不仅仅是经过后世学者选择的学术评论。第二,基于对真实的学术史的执着,作者重视学术“因循”在学术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作者存异而重同。

  本书这样一种写作方式,正如作者所说,使“大量的‘无名’之辈进入了我们的视野”(页8),换言之,其所揭示的不再是知识分子中的部分精英分子的知识水平,而是更为接近当时知识界的真实的历史状态,更为接近学术史本身。作者在书中指出:“传统研究的对象多少局限于学术文化大家。诚然大学者往往是思想新变的发起者和代表人物,然而对于寥寥数人所进行的研究,并不能替代对作为人类社会主体的普通大众的精神世界的关注。”(页7)学术史的发展不可能只有经典著作的经典注释,一些并不为人所知的读书人的著述的数量要远远多于被今天的学界经常提到的著作。以清代《孟子》学著作为例,被学者广泛讨论的《孟子》学著作主要集中在黄宗羲、阎若璩、毛奇龄、戴震等少数学者的十几部著作上,而据本书作者统计,清代的《孟子》学著作至少有863种,作者752人,显然以十几部代替近千部,这之中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十几部《孟子》学著作固然能够体现清代《孟子》学所能达到的深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清代《孟子》学的广度。但是很难说,这些著作反映的是清代《孟子》学史的实际状态,况且这些著作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和其在当今的接受,是应该细致分析的。为了揭示清代《孟子》学的实际状态,作者首先进行了细致的书目调查,诚如作者所言,“在书目、版本和馆藏数据的帮助下,笔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自身所处时代的学术视野的局限,更加历史地看待研究对象,并借助历史重新审视旧有的观念、叙述和解释。”(页26)所以本书所采用的写作结构不仅能够直观反映清代《孟子》学著作之繁荣,而且也能从史料本身出发,评述清代《孟子》学的发展趋势,从而跳出前人窠臼,摆脱主观成见。这样一种从宏观到微观的论述架构,不仅成功揭示了清代《孟子》学的真实情况,也成为了本书最大特色。因此本书的价值之一是为我们提供了从另一个角度认识学术史的著述样板。

  本书选择这样一种叙述视角是基于作者“存异求同”的理论诉求,即在把握清代《孟子》学著作的新异的同时又恰当地处理其因循前代或前一时期相关著述的问题。作者认为:研究清代《孟子》学史,“不仅要寻找清代著作在义理或者考据上的新异之处,也要看到清代《孟子》学对前代成果的沿袭以及著作体式上的继承。……更进一步说,就同一部书而言,‘同’永远是主要的方面,朱熹的《集注》与赵岐的《章句》相比,也还是同的地方要远远大于异的地方。”(页28)因此本书的重点不在于强调某一著作的特点和成就,而是更加侧重分析在清代某一时期内的《孟子》学著作在著作体式、思想内容上的共同特征,并通过分析各个时期各类著作的数量变化来揭示清代《孟子》学的发展趋势。以往的学术研究更加强调研究对象的独特之处,所以往往会忽略其“因循”的学术“惯性”。而作者在本书第三章、第四章所采用的整体分析的论证方式则充分考虑学术发展的历史实际,给予这种学术“惯性”以充分的学术史观照,更加客观地揭示了清代各个时期《孟子》学发展的历史线索。以经、注疏(尤其是集注、集解、集疏)为核心著作的中国经学发展史,“述而不作”的学术传统,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因循”或者说学术“惯性”在中国学术史上扮演了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重要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强调清代《孟子》学著作同的一面,不仅反映了清代《孟子》学的状况,也成为突破以往重异求新的学术史观照传统的一次成功尝试。而这种求同存异的理论诉求,也是基于对更为接近历史实际状况的学术史的执着追求。

  以上是笔者对于本书独特的论证架构的粗浅看法。但这很容易给读者一种印象:本书重宏观而轻微观,详于同而略于异。因此笔者在此处强调两点:第一,本书是宏观视角下的学术史写作的新范本,但是对微观也有独特的关照,且其中不乏精彩之处。第二,本书虽然名为“清代《孟子》学史大纲”,但意义绝不仅仅是一部断代专书学术史,在相关问题探讨上,其论述对于整个经学史乃至学术史都有普遍的适用性。

  第一,本书固然是宏观视角观照下的断代学术史,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存异求同”的宏观视角,而实际上在宏观敘述之下也兼有细致入微之处。作者对于清代《孟子》学著作的统计、分期和分类姑且不论,这里想说的是作者对于具体著述的考察。由于作者努力的方向是历史的真实状态,所以仅仅按照时代先后罗列清代《孟子》学著作显然是不够的。因此作者也注意考察这些著作的流传和被清代学者接受的状况。由于某些原因,一些著作的成书年代和其在学术史上发生影响往往并不是同步的。例如今人所熟悉的“清初三先生”——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仅仅是后人对于清初思想和学术史进行解读之后得出的结论,而实际上,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像王夫之的四书学著作虽然嘉道以后渐次行世,也基本上没有进入讲章的视野,其考据性的两部四书学著作也罕有引用”(页24),“尽管王夫之的四书学博大精深,但是笔者目前所见清代《孟子》学著作中引到王夫之著作的只有一人次”(页214),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对清代《孟子》学著作作出相当精细的阅读和考察,这种引用频率的得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细致的微观考量绝不仅此一例,只是由于作者采用的这样一种论述架构,在一定程度上使这样的细致分析有时过于分散,容易为读者所忽略。另外本书虽然“不为任何著作专立章节,任何著作至多只能占据第三级标题”(页21),但书中对于一些著作也有独到的分析,例如第四章第四节之三对于焦循《孟子正义》的分析,认为焦循之于赵注,无论是赞同、存异乃至驳正,都有“漫从”“漫疑”“漫驳”的情况,而这是由于焦循的文人心粗。这种分析如果没有细致的微观研究作为基础,也是我们不能想象的。

  第二,本书虽然是一部断代专书学术史,但其意义绝不止于此。这是因为作者的视角并没有被“断代”和“专书”所限制,而是着眼于“学术史”。本书的论述核心是清代的《孟子》学著作,但作者也观照到了中国经学史或者说更为广泛的古代学术史上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这部分内容主要涉及本书的第三章和第五章的相关章节。例如本书第三章第二节中在分析清代四书典故类著作时,并没有将时代局限于有清一代,而是充分考虑了学术史发展的连续性,即上溯其源流。在上溯源流的同时,作者也没有仅仅就明清两代的此类著作自说自话,而是将其置于更广泛的学术背景下——清代考据学与明代中叶以来的杂考之学之渊源关系——来考量。而其中对于以兔园册子为代表的俗学地位的重新探讨,显然也已超出了清代《孟子》学的范畴。而此章第三节“清代《孟子》学著作的体式及其与学术创新、与内容性质的辩证关系”中,将清代《孟子》学的著作体式分为传注体和子学体,并总结出了一个“与经典著作的内容相关度越来越远、关系越来越复杂的渐变的著作形态序列”:

  经典著作本身→传注体解经著作→子学体解经著作→别集类著作→诸子学著作(页139)

  这种分析的适用范围并不限于《孟子》学史,也基本适用于经学史。这一节中对于“考据”与“义理”的重新界定,也具有普遍的学术史意义。又如本书第五章“有关清代《孟子》学的四个问题”作为全书的理论升华,甚为精彩。而其中第二节“清代考据学与王学同属前近代的思想解放潮流”与第四节“清人解经方法平议”,其论述视域显然不止局限于清代《孟子》学。因此,本书的价值不仅限于清代《孟子》学史。

  笔者认为本书的最大特色在于其独特的论述架构,但是本书的一些问题也往往与这种架构相关。例如由于采用宏观的论证方式,很多微观问题不能细致深入,有时又过于分散。因为强调同,所以对于时代背景又不能不作集中的论述,而这又会使论证显得游离枝蔓。这些问题也是本书作者已经意识到的。因此作者在书中说:“有关微观的内容,当以十年之力另写一本书,与本书合而观之,始成完璧。”(前言页1)

  本书的价值和特色并不止于上论,其他佳处或不足,亦有待读者诸君进一步发掘。但是本书对于更为接近历史实际的学术史的努力追求是值得钦敬的。最后,笔者仍要回到本书的论证架构,我们认为这是对于传统学术史写作的一种超越,对于当前盲目求新而反失根本的浮泛学风的一种嘲讽,对于新的学术史写作的一种成功尝试。最后的最后,我们热切期盼着作者的另一部清代《孟子》学史专著早日问世,以与本书早成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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